余华第七天读后感6000字

　　余华的《第七天》采用了一个极具戏剧性和荒诞性的开局，即一个男子在他死后接收到来自殡仪馆的电话，告知他，他的火化预约时间迟到了。当我第一次读到这个开局，我首先为余华独有的天才式的想象力所震撼，他实实在在地完成了一个虚构性的开局，并为整部小说奠定了一种从头到尾的虚构基调。

　　《第七天》的主人公名叫杨飞，他在自己死后接收到来自殡仪馆的电话，通知他，他的火化预约时间快到了，请他迅速来到殡仪馆进行火化。余华创造了一个介乎于生和死之间的世界，利用一道生死之间的边界，并在这个世界中投入无数死于非命的亡灵，塑造一个近乎于完美乌托邦的世界“死无葬身之地”，将现实巧妙地嵌入到虚构和荒诞中。这样的效果就是，我们会带着另一种视角去阅读《第七天》，它想要传递的是现实主义的人文关怀，而阅读却像是在无尽的荒诞情节中前行，使得我们在接受现实的同时不显得无趣。

　　急速行驶的火车在两条冰冷的铁轨上，肮脏污秽的火车厕所是杨飞的出生地，一个极其梦幻的开局，来到人间的经历如此充满曲折。“圆洞滑了出去，前行的火车瞬间断开了我和生母联结的脐带。是速度，是我下滑和火车前行的相反速度，拉断了我和生母的联结，我们迅速地彼此失去了。”在火车前进的那一刹那，杨飞的生母在火车厕所里生下了杨飞，没有人知道一个孕妇竟在一辆急行的火车上生育，没有人知道一个婴儿因为与自己的亲生父母远离而改变了一生的轨迹。杨飞的出场好似生不逢时，他没有在刚刚好的时间内抵达人间，而是在一个奇怪的地方，一个奇怪的时间到达，就像是命运开给他的玩笑，他的出生好像就充满着荒诞至极的意味。

　　荒诞至极的意味在余华给主人公杨飞安排的出场中就显而易见，命运的玩笑尚可接受，死亡的残酷却注定要到来。“浓雾弥漫之时，我走出了出租屋，在空虚混沌的城市里孑孓而行。我要去的地方名叫殡仪馆，这是它现在的名字，它过去的名字叫火葬场。我得到一个通知，让我早晨九点之前赶到殡仪馆，我的火化时间预约在九点半。”《第七天》的开头，主人公杨飞就已经被余华跳过了在人世间几十年的现实生活，杨飞已经成了一个死人。杨飞死后的人生充满悲哀，没有人替杨飞净身，没有人守候在他的身旁，杨飞将自己随手拿来的睡衣当作自己的寿衣，他实实在在成了一个孤魂野鬼，等他准备好一切，他自己一个人带着自己死亡的灵魂前往殡仪馆进行他预约的火葬。“我在寂静里站了起来，离开那块石头，在寂静里走去。雨雪还在纷纷扬扬，它们仍然没有掉落到我身上，只是包围了我，我走过去时雨雪正在分开，回头时雨雪正在合拢。”杨飞没有墓地，因此天地没有收纳他的地方，他不知道该前往哪里，不知道该做什么，他活着尚且还好，可他已经死了，他已经不惧怕任何形式的死亡，他已经死了。只是他不知道自己这个死人还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意义到底还有多少。

　　杨飞已经是一个死亡的灵魂，他没有墓地，灵魂无所安放，他游荡在天地之间，在天地之间生死平衡的地方寻找着自己应该去的位置，他已经逐渐忘却掉自己作为人的记忆，他首先至少应该去找寻。“我孤苦伶仃，没有人会来悼念我，只能自己悼念自己。”在寻找自己应该去的位置的路途中，他遇到了许许多多如同他一般在生死边界徘徊的亡灵，每一个亡灵的经历都不一样，就像人一样不一样，不，应该说，他们曾经都是不一样的人。杨飞看见有因为男友送了一个山寨苹果手机而跳楼的鼠族少女；有为自己女友买一块墓地而跑去卖肾的鼠族青年；有遭遇强拆而丧命的夫妇；有火灾现场未及时疏散的饭店客户……众生百态，即使是介乎于生死边缘的地界，因为人这一复杂物种的出现，仿佛亡灵有了真实的情感，仿佛天地有了五彩的颜色，仿佛世界善恶并存转化。与其说，这是一个余华用自己高超的文学天赋所虚构的世界，还不如说，这是余华为讲述现实世界残酷冷漠而专门塑造出的一个美丽而短暂的乌托邦，即使这样的乌托邦针对于已经死去了的亡灵。我们常常会认为，文学在现实之上，文学仿佛更加荒诞。其实这似乎完全相反，文学变化的速度远远不及世界变化的速度，我们每天的生活因为信息化、数字化而瞬息万变，每一个人都是媒体的记录者，每一个人都可以充当自己的媒介，现实变化的速度是文学的数以万倍。而现实荒诞的程度，我想，至少不亚于文学。文学所不能描写的荒诞，在我们真实生活的现实世界上正血淋淋地一天天重现着。

　　《第七天》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故事体系，并且这个体系的各处都是有意义的延伸和拓展，而不是为了凑字数地单纯堆砌。在这个体系之中，我们在感受一处悲欢离合的同时，会不自觉地将上一次所迁移的情感叠加到下一处的悲欢离合，这就使得这个体系各处将一处处情感在最终的故事线上合并，给人以细水长流伤感的同时酝酿着最终的震撼。我们在《第七天》里可以看见主人公杨飞在死后的七天里的所见所感，文章的结构也以第一天至第七天的时间顺序排序，这样的七天离奇且荒诞，是一个“死人”死后所看见的视角。这种死后的视角并不同于现实，尽管它建立在现实之上。这种视角本身就是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叙述，而不是客观冷静的上帝，它的叙述中自然地带着对于亲历现实的描述，夹杂着主人公的喜怒哀乐。

　　在信息化高速发达的现在，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终端十分轻松地就可以浏览或者评论甚至批判新闻事件，可是我们这种视角被大量的无用的情绪迁移着，有时候我们更能想到的是如何发泄我们被社会压抑的情绪，而不是新闻事件本身。余华的《第七天》十分自然地将无数新闻事件嵌入到主人公杨飞每一天的经历中，尽管这被许多文学批评家认为是素材的剽窃或者文字的抄袭，但我认为，这样的嵌入是合理的、也是正当的。我们在新闻事件中可以看到余华写进去的每一件类似的事件，比如强拆楼房导致房屋主人惨死、比如有人卖肾、比如有二十多个死婴被当做新闻垃圾等等。这些新闻事件就曾经发生在我们熟悉的身边，哪怕是现在，每一天仍有数以万计的新闻事件产生。我们在看到这些新闻事件的时候不是去探究它们发生的原因、跟进的后续、产生的影响、改进的措施，而是发泄愤怒、发泄欲望。每一天的我们都被无数所谓的“热点”“热搜”等充斥着，我们每一天都在愤怒地感叹：为什么每一天都会发生这些事情？但当时间进入到第二天，我们就会回归一天的平静，又在第二天重新愤怒地感叹：为什么每一天都在发生这些事情？

　　《第七天》最巧妙的地方就是它利用荒诞离奇的小说情节将一个个发生于现实的新闻事件重现，残酷的现实被虚构的情节所淡化其血腥，却又在荒诞中得到加重。这样的巧妙使得我们读者会不自觉地将自己代入到每一件事件中，真正地去思考事件背后所真正带来的东西。小说提供了一个亡灵般介乎于生和死之间的世界，这个世界都是已经在现实世界中死去的人。它时刻在敲响人们对于死亡的警钟。它时刻在提醒人们，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每一件事件就像投入到平静湖面中的小水滴一样，尽管这个湖面还会在短暂的波澜后回归平静，但那泛起一圈圈涟漪的背后影响和受害的是一个个具体的生活在现实世界上的人。

　　余华通过主人公杨飞死后短暂的失忆寻找自己生前记忆为起点，将杨飞看作是这七天之中无数故事的串联者，一个纯粹死去的亡灵所经历的点滴似乎更加可以带给人以深刻的信任。杨飞身为亡灵而存在本身是荒诞的，生死之间的边界也是荒诞的，在这样多重荒诞的叠加之下，还有一个个依托于现实而存在的荒诞等待着读者去发掘，我们可以看见就因为市长的灵车而实行交通管制，从而导致全市交通大拥堵，数十人丧命；我们可以看见因为医院方面问题而丧失生命的二十几个死婴；我们可以看见生活在社会底层无数挣扎的人们，这样的看见使得我们的眼睛蒙上了一层层疑问的薄雾，使得我们的视角触及到了未曾触及过的地方。这些残酷而荒诞的事情，因为亡灵视角的原因，我们会淡化对于作为故事主人公惨状的情感，因为他们已经是死了的人，死了的人讲生的故事总是没有未死的人那般沉默。但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压抑，极度挤压着人们对于美好的想象。七天，一个个亡灵以及其背后的故事显现，说的是亡灵事迹，谈的又何尝不是人间呢？

　　余华笔下的亡灵世界完全不同于拥有无数色彩的现实，它是暗淡的、是灰色的，是充满压抑的。“我出门时浓雾锁住了这个城市的容貌，这个城市失去了白昼和黑夜，失去了早晨和晚上。”那个介乎于生死边缘的世界，丧命的都是没有归宿的亡灵，他们游荡在虚无之中，他们的故事充满现实的曲折。火灾、车祸、征地强拆。贪污腐败……一切现实经历的事物造就了他们的存在。这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对于我们来说，太远太近。太远在于它实实在在地远离我们生活的圈子，那些悲痛、残酷仿佛一辈子也降临不到我们自己的身上；太近在于它实实在在地发生了，离我们或近或远，或许明天就会压倒我们自己的生活。发生在自己身上才可以感同身受，发生在亲人身上我们无限悲痛，发生在别人身上我们至多道一声叹息。谈及悲剧本身，一定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

　　余华不是在象牙塔里写作的作家，他至少看到了现实中存在这样的事情。在余华将这本书完本的时候，书中的种种荒诞的事件还是当时的热点新闻。因此，许多文学评论家斥责余华的写作纯粹属于新闻的搬运和抄袭，没有自己的文学操守，痛斥余华“捞钱”。可如今，就我自己而言，这本书给我带来许许多多从未有过的启发，他也设想了一个超脱于现实世界的完美世界“死无葬身之地”，“我惊讶地看见一个世界——水在流淌，青草遍地，树木茂盛，树枝上结满有核的果子，树叶都是心脏的模样，它们抖动时也是心脏跳动的节奏。我看见很多的人，很多只剩下骨骼的人，还有一些有肉体的人，在那里走来走去。”尽管这样的完美世界设想还欠缺精神内核，但这是一种进步，一种探索，一种值得敬佩的勇气。而就广大读者而言，我们如今已经忘却了曾经的新闻。忘却了那些常驻于新闻头版的热点（许多新闻的链接也已经失效），我们会永远拥有阅读《第七天》的权利。时间告诉我们，《第七天》已经不是单纯地新闻搬运，而是文学的思辨。

　　可我们也可以发现余华笔下的完美世界“死无葬身之地”尽是无数死于非命的亡灵，可是，现实中的坏人不会死吗？那些在现实世界坏事做尽，不惜一切代价用不正当手段谋取自己利益的坏人，他们死后去了哪里？他们就注定要穿着昂贵至极的寿衣，端坐在殡仪馆火葬场的贵宾室，等待着他们的火化，来世他们依旧可以享受曾经享受的一切。尽管，我们知道这很现实，很符合现实世界的行为逻辑，很符合我们对于那些所谓“坏人”的想象。但是，从来如此，就该如此吗？

　　余华塑造的介于生死边缘的世界太美好了，美好到禁不起推敲：我惊讶地看见一个世界——水在流淌，青草遍地，树木茂盛，树枝上结满有核的果子，树叶都是心脏的模样，它们抖动时也是心脏跳动的节奏。我看见很多的人，很多只剩下骨骼的人，还有一些有肉体的人，在那里走来走去。我问她：“这是什么地方？”她说：“这里叫死无葬身之地。”

　　尽管那个完美世界收纳了他们最后的尊严，但就该如此吗？他们就该与那些坏人不同，就该连同死后还只存在于一个不被大多数人接受的世界吗？

　　我认为，余华想要拥有的世界应该是善恶得到妥善处置的世界，如果坏人在死后依旧逍遥，那么好坏本身又有多重要？余华仿佛是怜惜这些已经死去的亡灵，怜惜他们竟然会遭受到这样残酷的现实，然后他简易地为他们设置一个乌托邦“死无葬身之地”，但似乎有点多余。我们明白，余华想要让人性的最后一缕光辉重现，但在这一缕光辉背后是无尽的黑暗和虚无。余华不应该止步于描述和创造出一个人人平等，充满鸟语花香的世界，而应该深入探寻为什么会导致“死无葬身之地”中都是死于非命的亡灵，是什么导致他们这样的情况。这种追问不是无厘头的，余华明明可以继续用不长的篇幅解答这种疑问。但可惜，我们并没有看见。

　　我们的写作不能脱离现实的约束而存在，脱离现实的约束的作品我们已经知晓它们的结果，要不和作家一同流芳百世，在数百年乃至数千年后被人们视若珍宝，要不就连同作家一同消失在文学的长河中。我们每天都在接收到《第七天》内的种种新闻，或悲惨或残酷，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有想做什么的勇气吗？我想，余华是有的。这个世界需要有某种主流声音的作品，这关乎到国家和民族的意识形态，但这个世界如果只有某种主流声音的作品，那么世界是黯淡无光的，那么文学是悲哀无力的。余华敢于用自己的笔写下自己对于这些新闻事件的看法，这很了不起，当我们想起余华，我们不会想到他是一名记者，而能想到他是一名作家。新闻有时效性，文学有传承性。我们整个社会都被某种力量压迫了吗？都不敢发出自己的声音吗？余华告诉我们，不是的，总有猛士敢于向前。即使不谈其文学成就，敢于创造的勇气已然光辉。我们总要有人去诉说，总要有人去站起来，总不能呆呆着渴求彼岸真的存在于一个完美世界“死无葬身之地”。

　　更加值得我们警惕的是，我们已经不再震惊于任何一种形式的悲惨，即使它悲惨得不能再悲惨。我们如今了解太多太多的悲惨事件的，悲惨在我们心里扎了根，荒诞在我们的心里发了芽，我们如今看见的种种现实令我们逐渐麻木。并且，我们每天都在接受着这种麻木，在麻木中更加麻木。这样的麻木并不是说我们对于现实完全屈服了，而是对于隐藏在一件件现实事件背后的事物麻木了，我们只会用各种我们想到的名词归纳他们的原因。我们已经对我们所看到的的现实提不起任何兴趣。当我们看余华《活着》的时候，我们尚且会感叹福贵最终只有黄牛相伴的悲惨一生；当我们看余华《许三观卖血记》的时候，我们尚且会为一次次卖血的许三观而叹息。可当我们看余华《第七天》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已经没有那种悲哀的脸色了，至少没有以上两部作品的悲哀脸色。可论悲惨，《第七天》中的种种事件的悲惨，有过之而无不及。原因呢？是离我们太近，近得我们如今多多少少正在面临，我们感叹他们的同时，有没有在感叹自己呢？如今现实的荒诞已经超越文学，我们还会在未来为文学奉献我们的眼泪吗？

　　《第七天》给我们展示了一种文学尝试的勇气，文学不能止步于现实，而是应该追随现实。如果不去迈出现实性的一步，文学永远只是少部分人的意淫狂欢，而不能深入到这个时代当中的每一个真实的人。我们不该只有一部《第七天》，《第七天》不是魔幻现实主义，不是虚构主义，它究其本质是批判现实主义。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对于现实的构想和回答，但这个远远不够，我们需要更多，更多对于世界的自己的看法，哪怕这些看法或幼稚或简单。可如果没有人提出，没有人实践，这个世界只会有越来越多人去到“死无葬身之地”（它不是伊甸园，不应该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

　　米兰•昆德拉曾说：“我认为，写作就是写那些无人敢写之事，讲那些无人敢言之语，这就意味着要反一般人之常态。”终有一天，会有第二部、第三部《第七天》出现在这个时间，我们依旧会在它们出现的时候加以批判，而在之后的若干岁月，又将它们请出，从它们的视角重新看看世界的模样。

　　文学如果只是虚构荒诞，如果只是表达绝望，如果只是渲染美好，那它存在的意义就将丧失殆尽。很遗憾也很难过，我不能给出我自己的答案。但我想，终将有一天，这个答案即使不在文学中给出，也会在现实中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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